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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琦

時間:2017-07-12   閱讀:

 韓琦是北宋時期的政治家,字稚圭,自號贛叟,漢族,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為其父韓國華任泉州剌史時,即宋景德年間,時任泉州知府韓國華與婢女連理生下韓琦。而韓琦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陜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等。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那么你想關鍵深入的了解這位韓琦嗎?

韓琦簡介——北宋時期的政治家

韓琦簡介——北宋時期的政治家

韓琦人物簡介

韓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號贛叟,漢族,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將,天圣進士。初授將作監丞,歷樞密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時,時稱“韓范”。嘉祐元年(1056),任樞密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知相州、大名府等地。熙寧八年卒,年六十八。謚忠獻。《宋史》有傳。著有《安陽集》五十卷。《全宋詞》錄其詞四首。

韓琦墓迷

忠獻堂:以韓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韓琦謚忠獻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復舊名。其《復舊額》詩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勛業出伊周。后人莫要輕更改,別有堂名勝此不?”生韓古廟:在云山鋪(今泉州市二院,已廢)。明萬歷間(1573-1620年)設韓琦像神牌。

韓國華、韓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舊名先賢祠,在府文廟明倫堂東。五賢祠,在府治北城隍廟左。

韓中令、忠獻父子祠,舊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間(1174年-1189年)韓國華五世孫韓康卿為泉州市舶司提舉建,祀韓國華、韓琦父子。有王十朋題詩、梁克家記、黃鳳翔記。后廢,又祀于五賢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廟東側,即古五賢祠遺地出土《泉州知州韓國華像贊題跋》、《忠獻王韓琦像贊題跋》石刻,為泉州南建筑博物館收藏。

韓國華、韓琦像分別居兩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側為像贊和題跋。韓國華畫像石中的《韓公(國華)寫真贊》,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與韓琦同朝為輔政,關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撰,著名書法家蔡襄書碑。《韓琦寫真贊》,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閣待制知蔡州韓駒撰。


論北宋名臣韓琦的詩歌

北宋大臣多能文者,像晏殊、歐陽修、王安石等人,不但仕至宰輔,而且是名垂史冊的著名文學家。即使是不以文學家名世的其他大臣,也往往擅長詩文,其中尤以韓琦最具代表性。韓琦其人,堪稱北宋政績最著、聲望最隆的名臣。他曾領兵御侮,“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他又曾在朝主政,“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對韓琦的名臣地位,可謂人無間言。但是對其文學成就,則一向少見論及。嘉祐二年(1057),剛剛進士及第的青年蘇轍上書韓琦,自云:“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也。”此書以“天下文章”歸之于歐陽修,而對韓琦則僅以政績譽之,即可見一斑。在今人的文學史著作中,除了一種《宋詩史》以外,也未見論及韓琦者。其實,韓琦詩文俱佳,足以躋于北宋名家之列。限于篇幅,本文僅論韓琦之詩歌。

韓琦的作品,今存《安陽集》五十卷,以李之亮、徐正英箋注的《安陽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2000年版)最為通行。此本的前二十卷為詩,其中卷一至卷三標為古風,卷四至卷二〇標為律詩。然仔細檢查,此本對詩體的標識并不準確。例如卷一五的《又次韻和題休逸臺》云:“昔年衣繡臨吾鄉,后圃力變池亭荒。井梁生澀臥耕壤,螺榭岌嶪營高岡。易為隅柱極增觀,下視眾嶺森成行。錦鱗遂落賢者釣,誰喧歌酒臺東堂。”全詩平仄不協,且第一、二、四、六、八句皆為三平調,是典型的七言短古而非七言律詩。卷二《再賦》的聲律特征與之相似:“蒙山崦里藏禪宮,朝蒼暮翠嵐光濃。枯松老柏競丑怪,危巒峻嶺相彌縫。劍峽路岐惟少棧,榆關氣象全無烽。恩深報淺來未得,暫留金節開塵容。”就被準確地歸入古風類。由此可見,今本《安陽集》的編纂恐非出于韓琦自己之手,因為詩人寫作《又次韻和題休逸臺》時肯定清楚這是一首七言短古,不可能將其歸入律詩類。又如卷一九的《春寒呈提舉陳龍圖》云:“春寒入人骨,病肌尤見侵。芳園欲暫適,風惡不可禁。回身復擁爐,噤余難發吟。幾日陽和恩,一開愁悴心。”平仄既不合律,又無一聯對仗,實為五言短古。后三十卷為文,但是卷四五的“挽辭”三十一首其實都是五言律詩。此外,附錄中的《韓琦詩文補編》卷九中輯有佚詩四首,斷句十句。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后對《安陽集》進行統計,韓琦的詩作共存七百二十六首,其中七律四百零一首,五律一百六十三首(包括五排二十七首),七絕一百零六首,五古三十六首,七古二十首。若依古、律二體計之,則律詩共有六百七十首,古詩共有五十六首,律詩的比例遠遠超過古詩。

韓琦一生經歷豐富,曾兩度經略陜西,親臨當時邊患最重的宋、夏前線,絕非老于館閣的文臣。熙寧元年(1068),年過花甲的韓琦在《謝并帥王仲儀端明惠葡萄酒》一詩中回憶慶歷五年(1045)自己任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駐守并州時的情景:“憶昨朔邊被朝寄,亭燧滅警兵鋒韜。時平會數景物好,齒發未老胸襟豪。當筵引滿角勝負,金船滟溢翻紅濤。間折圓荷代舉酌,坐客駭去如奔逃。我乘余勇興尚逸,直欲拍浮騰巨艘。”四十六歲時尚有如此豪興,則當其三十五六歲時戍守西陲時定是更加意氣風發。不知是作品有所亡佚還是戎馬倥傯之際無暇寫詩的緣故,今本《安陽集》中沒有涉及戍守西陲的作品。否則的話,以其雄豪的筆力,一定可以寫出與當時的邊地民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同樣豪情萬丈的邊塞詩來。

韓琦還曾數度擔任州郡長官,輾轉于揚州、鄆州、成德軍、定州、并州、相州等地。作為地方長官的韓琦勤于政事,關心民瘼,凡遇水旱之災,輒憂心如焚,這在其詩作中有所體現,例如慶歷六年(1046)作于揚州任上的《歲旱晚雨》:“慶歷丙戌夏,旱氣蒸如焚。行路盡嬰暍,居人猶中瘟。墮鳥不收啄,游魚幾爛鱗。絺绤亦難御,更值成雷蚊。驕陽斷雨脈,焦熬逾五旬。農塍坐耗裂,縱橫龜灼文。眾目血坼眥,日睇西郊云。守臣恤民病,心亂千絲棼。祈龍刻舒雁,縱陰開北門。古法久弗驗,群祠益致勤。遍走于境內,神兮若不聞。或時得泛灑,蒙蒙才濕塵。豐年望既絕,節候俄秋分。忽爾降大澍,霄冥連日昏。垂空狀戰戟,入霤疑傾盆。禾田十九死,強漬枯稿根。蕭稂賤易活,勢茂如逢春。蛙黽渴易滿,泥躍嬉成群。濟物乃容易,應時何艱辛。轍鮒骨已壞,徐激西江津。谷忝霜已厚,始調鄒律溫。天意孰可問,對之空氣吞。”此詩細致真切地描寫了始旱終澇的嚴重災情,也深切地體現了詩人對災民的憐憫、同情,一位勤政愛民的循吏形象躍然紙上。這種情形在其他內容的詩中也時有體現,例如作于熙寧八年(1075)的《元日祀墳道中》:“新元先隴遂伸虔,荒歲嗟逢眾食艱。比戶生涯皆墨突,幾家林木似牛山。三陽已泰春來懶,六幕雖昏雪尚慳。道殣浸多無力救,據鞍衰叟只慚顏。”此時韓琦已六十八歲,仍在相州任上,當年六月逝世。年老力衰的詩人上墳時看到沿途的農村一片凋敝,心情壓抑,全詩僅用首句對“祀墳”之事一語帶過,其余七句皆寫民生艱難。頷聯中的“墨突”是用“墨突不黔”之典,意指百姓齋廚蕭然,灶不舉火。“牛山”是用“牛山濯濯”之典,意指山林光禿,無材可用。頸聯寫時入正月而春寒料峭,天色陰霾卻未見瑞雪,言下之意是如此氣候更使百姓的生計雪上加霜。所以詩人雖是懷著虔誠之心前去上墳,卻因治下百姓之疾苦而心生慚愧。可惜此類作品在《安陽集》中為數較少,不但遠遠不如屈居下僚的梅堯臣、蘇舜欽,也比不上同樣仕登宰輔的歐陽修、王安石。

韓琦詩中數量較多的內容有以下幾類:一是節候風物,多至一百余首。此類作品有時相當頻繁地出現,例如卷七的《至和乙未元日立春》、《元夕》、《春寒》、《后園春日》、《乙未寒食西溪》、《上巳西溪同日清明》等六首,便相繼作于至和二年(1055)的年初。又如卷一四的《立秋日后園》、《己酉中元》、《中秋席上》、《九日水閣》等四首,便相繼作于熙寧二年(1069)的秋季。此類詩中頗有世所傳誦的名作,例如《九日水閣》:“池館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會重陽。雖慚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酒味已醇新過熟,蟹黃先實不須霜。年來飲興衰難強,謾有高吟力尚狂。”此詩被宋末的方回兩度選入《瀛奎律髓》,既見于卷八“宴集類”,又見于卷一二“秋日類”,方回且評次聯曰“實為天下名言”,清人紀昀則曰:“此在魏公詩中為老健之作,不止三、四為詩話所稱。”

二是題詠園林及官居的日常生活,由于這兩類題材往往出現在一首詩中,所以歸為一類,共有一百余首。此類題材是后代所謂“臺閣體”的主要內容,最易寫得典雅平穩而空洞無聊,韓琦也未能完全免俗,例如《召赴天章閣觀新刻仁宗御詩》:“天閣當年拂霧宣,紫皇端扆侍群仙。親揮龍鳳軒騰字,命繼咸韶雅正編。勸酌屢行均圣寵,賜花中出奪春妍。玉峰光景都如舊,但睇宸章極泫然。”這樣的詩假如竄入明代臺閣體詩人“三楊”的集中,也難以識別。但是韓琦的此類詩中也有佳作,例如《后園閑步》:“池圃足高趣,公余事少關。幽禽聲自樂,流水意長閑。近竹花終俗,過欄草費刪。心休誰似我,官府有青山。”描繪官衙內公務之余的悠閑生活,饒有情趣。次聯雖稍近宋代理學家所謂的格物致知、觀景悟道,但句法活潑,情景渾融,讀來趣味盎然。唐人杜甫有句云“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明末王嗣奭評曰:“景與心融,神與景會,居然有道之言。”王維亦有句云“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清人查慎行評曰:“自然,有無窮景味。”韓琦此聯意境之妙,較之上述唐詩名句并不遜色,是體現宋詩理趣的名句。

三是題詠花木,多達八十余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宋代詩人在總體上喜歡詠梅,而牡丹則被周敦頤稱為“花之富貴者也”,韓琦卻偏喜題詠牡丹,其中不乏佳作,例如《賞西禪牡丹》:“幾酌西禪對牡丹,秾芳還似北禪看。千球紫繡擎熏炷,萬葉紅云砌寶冠。直把醉容欺玉斝,滿將春色上金盤。魏花一本須稱后,十朵齊開面曲欄。”相當生動地刻畫了牡丹的國色天香,字里行間洋溢著詩人的愛花之情。當然,若以有無寄托而論,此類詩中詠得最成功的還推竹、菊等物,例如下面這首《樞廷對竹》:“一紀前曾對此君,依然軒檻喜重臨。丹心自覺同高節,青眼相看似故人。不雜囂塵終冷淡,飽經霜雪尚精神。樞廷豈是琴樽伴,會約幽居稱幅巾。”詩人在慶歷三年(1043)初任樞密副使,至和二年(1055)重任樞密使,時隔十二年后重至樞密院,再次看到院中所植的竹子,倍覺親切,故欣喜之情流溢于首聯。尾聯意謂樞密院為朝廷重地,不宜詩酒風流,但愿將來與竹子一同退隱于幽靜之地。首尾互相呼應,章法細密。中間兩聯堪稱詠竹名句:既生動地凸現了竹子的高風亮節,又充分地流露出詩人與竹子的契合之情,體物與抒情達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相形之下,王安石的詠竹名句“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倒顯得有點生硬。

四是吟詠風霜雨雪等氣候現象,其中詠雨詩三十一首,詠雪詩二十八首。此外如卷一的《苦熱》、《后園寒步》等亦屬此類,但為數較少。韓琦的詠雪詩頗多佳作,后文再論,此處先論其詠雨詩。在古代,雨水是直接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身為地方長官的韓琦對之極為關心。試看作于熙寧三年(1070)的兩首詩:《苦熱未雨》:“驕陽為虐極煩歊,萬物如焚望沃焦。舉世不能逃酷吏,幾時還得快涼飆。精祈擬責泥龍效,大索誰誅旱魃妖。翹首岱云膚寸起,四方膏澤盡良苗。”《雨足晚晴》:“掣電搜龍發怒雷,欲驅時旱滌民災。四溟滂澤三農足,萬宇愁襟一夕開。虹影漸從天外散,蟬聲初到枕邊來。高樓小酌清風滿,不勝當年避暑杯?”前者寫盼雨之憂愁,后者寫既雨之欣喜,一愁一喜,皆為真情流露,足以感人。甚至在中秋之夜適逢霖雨,詩人也因旱情得到紓解而欣喜萬分,《次韻和通判錢昌武郎中中秋遇雨》中的“不恨高樓空宴月,卻欣豐澤入民天”一聯,堪稱詠雨奇句。即使脫離了時雨利農的寫作背景,韓琦的詠雨詩也有佳作,例如《次韻和子淵學士春雨》:“天幕沉沉淑氣溫,雨絲輕軟墜云根。洗開春色無多潤,染盡花光不見痕。寂寞畫樓和夢鎖,依微芳樹過人昏。堂虛座密珠簾下,試問淳于醉幾樽?”此詩并未寫到春雨利于稼穡這層意思,但字里行間仍流露出淡淡的喜悅之情:春雨細密無痕,然經其滋潤,花木蔥蘢,春色醉人。詩人于此時在畫堂深處與好友會飲,遂欣然進入醉鄉。詠雨詩寫得如此從容安詳,堪與陶淵明的《停云》詩相映成趣。

五是祭奠墳塋。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專設“陵廟類”,解題曰:“君陵臣墓,大廟小祠,或官為禁樵采,或民間香火祭賽不容遏。蓋圣賢之藏所宜重,而鬼神有靈,亦本無容心于其間也。屈子是以有《山鬼》、《國殤》之騷,詩人有降迎送神之詞。生敬死哀,寧無感乎?”的確,慎終追遠,向為古人所重。在前人墳塋前引起的追慕哀思,也足以產生激蕩的詩情。方回選錄的此類作品共五十二首(作者二十五人),其中韓琦一人即有九首,數量上獨占鰲頭。更值得注意的是,此類作品絕大部分是題詠古人陵墓的,詠及親人墳塋的只有十二首,它們全都出于宋人之手,其中韓琦一人就獨占八首。所以雖然韓琦的此類作品共有二十七首,在數量上遠不如前面四類之多,但就其獨特性而言,這是韓琦詩在題材上的最大亮點。韓琦少孤,鞠于諸兄方得成長。也許正因如此,他對先人的追思始終不衰,曾云:“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慶歷四年(1044),韓琦上表請知相州,其理由竟是“近鄉里一郡,躬親營護墳域”。嘉祐八年(1063),韓琦重修五代祖塋畢,作文告誡子孫曰:“夫謹家牒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當詩人在相州為官時,每年都往祖塋祭掃,幾乎每次都作詩,例如《癸丑初拜先墳》:“晝錦三來治鄴城,古人無似此翁榮。道過先壟心還慰,一見家山眼自明。釃酒故廬延父老,駐車平野問農耕。便思解綬從田叟,報國慚雖萬死輕。”首聯似有自炫衣錦還鄉之意,其實不然。古人本有以仕宦“顯親揚名”的習俗,況且韓琦三度出任故鄉的地方長官,故在祭掃祖塋時舉以為榮,無可深責。至于清人紀昀譏評此詩“語皆淺拙”,也非的評。孔子云:“孝子之喪親也……言不文。”祭奠祖墳之詩也一樣,不宜寫得精深華美。韓琦此詩以平淡的語言和平直的章法敘述前往家山掃墓的過程,相當得體。全詩四聯,分別抒寫衣錦還鄉、行赴墳山、勞問鄉親及思歸田里四層意思,意足脈暢,可稱佳作。(風水)


北宋名臣韓琦理政定州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農歷七月初二,韓琦出生在福建泉州。此時,韓琦之父——韓國華任泉州知州。

韓琦,字“稚圭”。其母胡氏,韓璩為韓琦同母之兄。

韓琦的遠祖韓胐曾為唐朝沂州(今山東臨沂)司戶參軍(宋代司戶參軍,又稱戶曹參軍,掌一州的戶籍、賦稅、倉庫等);高祖韓昌辭,曾做過唐朝河北鼓城縣(今河北晉縣)的縣令,死后先葬于真定蠡吾(今河北正定),后改葬于趙州贊皇(今河北贊皇)北馬村。昌辭之子韓璆,去世時為廣晉府永濟縣(今河北豐潤)縣令。后因子孫有功于國,累贈太師(太師:西周時設置的三公之一,掌教養太子或幼主。后世多為虛職,做為一種榮譽贈給德高望重的大臣)、開俯儀同三司(宋代時同太師一樣為虛職,作為一種榮譽贈給德高望重的大臣)、齊國公。死后葬在相州安陽縣的豐安村。自韓璆以下,其子孫皆葬安陽。因此韓琦認為他的祖籍是在相州(今河南安陽),自己為相州人氏。韓琦的祖父韓構,曾任北宋太子中允(太子的屬官之一,掌禮儀,駁正啟奏等),后知康州(今廣東德慶),鞠躬盡瘁,死在任上,后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

韓琦之父韓國華,字光弼。于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參加科舉考試,高中甲科第九名進士,后遷升監察。宋太宗雍熙年中(公元984—987),宋太宗趙光義準備北征遼國,為斷絕遼的后援,朝廷派韓國華出使高麗(今朝鮮),勸說高麗國王不要再與契丹為伍。韓國華受命到高麗后對之恩威并施,并曉喻利害關系,要求高麗國一定要嚴格地遵守臣道,不要為虎作倀,否則,后果自負。高麗國王在韓國華義正詞嚴的交涉下,最后終于答應了宋王朝的要求。這次出使,韓國華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外交任務,顯露了他過人的才華。果然在后來的宋遼兩國的交戰中,高麗再也不像過去那樣起兵支援契丹了(遼國為契丹族所建),大宋朝廷對此十分滿意。太宗趙光義專門賞賜給韓國華徘魚,并提升韓國華為右拾遺(宋代中書省的屬官,掌向皇帝進諫,議論時政得失)、直史館(唐宋文史官,掌修撰史事)、刊鼓司登聞院(古代掌管官民上書的機構),后又任三司開封推官(三司:北宋管理財政的機構,有戶部、度支和鹽鐵三個部門合并而成,故成三司,長官為三司使,地位相當于宰相。推官,官吏屬僚,宋代時實為郡佐)。

韓國華后來歷任兵部員外郎(兵部下屬機構各曹司的次官,協助本曹司主兵部郎中掌兵政)、屯田郎中(工部下屬機構屯田司的主管,掌天下屯田之政事)、京東轉運使(轉運使是官名,主掌一路財賦的收入,還兼管邊防、刑獄及考察該路地方官吏和民情風俗經察訪后上報朝廷,于一路之事無所不管),知河陽(今河南孟縣),潞州(今山西長治)轉運使假秘書監(中國古代掌圖書典籍的官員),江南巡撫、太常少卿(太常寺的長官,掌宗廟祭祀禮樂等事務)等官職。韓琦出生時,韓國華正在泉州任知州。韓琦4歲時即(公元1011)韓國華被任命為右諫議大夫(宋代為中書省的屬官,地位在右拾遺之上)。然而,在從泉州赴京途中,韓國華終因積勞成疾,不幸卒于建陽(今福建建陽)驛館,享年55歲。

據史料載,韓國華儀表偉岸,須髯俊美,性格純真,外寬內恕。平時入出衙肆,目不妄視。對家人,則要求甚嚴。宋朝有恩蔭補官制度,即根據皇親貴戚、文武官員的門第或官階,朝廷特許他們為其子孫親屬乃至門客仆人等補授官階。宋代的恩蔭補官名目繁多,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統治的腐敗而日趨泛濫,恩蔭的人數在不斷地在大幅增加,甚至遠遠超過了科舉入士的人數。韓國華身為州府之官,早已取得了為其家人爭取恩蔭的資格,但他卻輕易不用這一捷徑為兒子們爭名取利。相反,韓國華平時經常教育他的幾個孩子,讓他們不要寄希望于朝廷的恩蔭,而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搏取功名。因此,每年上報恩蔭名單時,韓國華都不去為自己的孩子報名,到他去世時,6個兒子中還有3個沒有當官。

韓琦是韓國華的幼子,在他年僅4歲時,就失去了慈父,可以說韓琦是在他的幾個兄長的呵護下長大的。因此,韓琦從小就沉默寡言,性格沉穩端莊,樸厚不浮。他不像別的孩子那樣喜歡嬉戲玩耍,而是善于觀察和思考。長大一些后,他便能自立自強,胸存大志。韓琦行為舉止大方,外表老成,卻極為聰明,學什么東西都相當快,往往花費的時間比別人少而學到的東西卻比別人多。在這一點上,韓琦似乎頗有其母胡夫人之風。據韓琦講,他的母親胡夫人善長書札,早年普遍觀家中藏書,非常熟悉每本書的大義和旨趣,對于比較常見的十幾種經書胡夫人更是出口成誦。作為封建時代的一個家庭婦女,竟能背誦十幾種經書,其智商自不在下。在胡夫人的影響帶動下,韓琦少時飽讀詩書,遍閱經籍,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和扎實的學問功底。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是宋仁宗即位后第一次開科取士,20歲的韓琦和他的同母哥哥韓璩一齊參加了這次科舉。滿腹經綸的韓琦果不負重望,脫穎而出,一舉拿得甲科第二名,即人們所說的榜眼。哥哥韓璩也同榜考中。科舉考試的成功,開始把韓琦從一個官宦之家的讀書子弟送到了官場,韓琦做的第一個官職是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山東淄博南)。21歲時韓琦攜母赴淄州上任,開始其為官生涯。23歲時跟隨韓琦安度晚年的胡夫人舊疾復發一病不起,自幼孝順的韓琦心急如焚,他與自己的夫人崔氏衣不解帶,日夜侍候并四處打聽方劑遍訪名醫。韓琦還親自為母親杵藥煎湯,殷勤服侍。但是,胡夫人終因年老體衰,經多方醫治無效撒手人圜,享年63歲,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

胡夫人去世后,按照古代舊制,韓琦丁憂(父母去世時,辭官為父母守喪)3年,至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韓琦25歲丁憂結束,官職升為太子中允,后又改為太常丞(太常寺屬官,佐其長官太常少卿掌宗廟祭祀,禮樂諸事務)、直集賢院(文史機構,管理圖書秘籍,校刊編纂等事)。次年(公元1033)監左藏庫(國庫之一,掌錢帛、雜絲、天下賦調之收受,供給百官及軍兵俸祿賜與)。

澶淵之盟后,北宋與遼國雖然約為兄弟之國,但北宋與遼國一直保持著警惕,在河北駐扎著30萬大軍以備不測。宋仁宗慶歷(公歷1041—1048)初年,遼國趁北宋與西夏交戰之機,對北宋進行戰爭訛詐。迫使北宋增加對遼國的歲幣20萬銀帛,這件事對北宋君臣震動很大。加強河北防御力量一直成為朝野關注的焦點。有些官員主張繼續向河北增兵,當時北宋財力窘困,增兵建議沒有被朝廷采納。

宋仁宗慶歷六年(公元1046)三月,知大名府陳琳徙知永興軍(今湖北陽新縣)。陳琳在離開大名時,建議調整河北各地軍隊的歸屬,以便各地軍隊緊密配合,加強河北的防御力量。陳琳提出的方案為:劃河北為四路,其中鎮(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州)10余州為一路擁兵10萬;高陽關11州軍為一路,擁兵8萬;滄(河北滄州)、霸(河北霸州)7州軍為一路擁兵4萬;大名府9州軍為一路,擁兵8萬。

陳琳的建議經過長期討論,特別是先后判大名的夏竦、賈昌朝二位大臣提出具體的修改見后,宋仁宗慶歷八年(公元1048)四月十一日,北宋朝廷最終確定了河北兵分四路的方案:大名府、澶(今河南濮陽)、懷(今河南沁陽)、衛(今河南汲縣)、德、博、濱(今山東濱州北)、棣(今山東惠民)七州和通利(今河南浚縣東北)、保順二軍合為大名府路;瀛(河北河間)、莫(河北任丘)、雄(河北雄縣)、霸、恩(河北故城)、冀、滄七州和永靜(河北東光)、乾寧(河北青縣)、保定(今河北霸州南)、信安(河北霸州東)四軍為高陽關路;鎮(今河北正定)、邢(今河北邢臺)、洛(今河北永年)、相(今河南安陽)、趙、磁(今河北磁縣)六州會為真定府路;定、保(今河北保定)、深(今河北深州)、祁(今河北安國)四州和北平(今河北順平)、廣信(今河北徐水)、安肅(今河北徐水)、順安(今河北高陽東),永寧(今河北蠡縣)五軍合為定州路。每路設安撫使一名以統領之。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改知定州,充任定州路安撫使。

韓琦認為,把河北分為四路顯得太多,將會出現兵力分散的后果,把河北分為兩路足矣。主張將定州、真定府合為一路,高陽關、大名府合為一路。宋仁宗覺得剛剛把河北劃分四路完畢,若重新將其合并為兩路,顯得更改過頻,將會造成混亂,就拒絕了韓琦的建議。韓琦見前命不可更改,就去定州赴任了。

韓琦在定州任上整頓了當地駐軍。長期以來,由于疏于管理,定州駐軍養成了驕橫的習氣。定州兵不服管制是出了名的。宋仁宗慶歷七年(公元1047)十一月,貝州(今河北清河)王則叛亂時,樞密直學士明鎬指揮諸州兵馬進討,各州軍隊都聽從調遣,唯有定州兵與主將討價還價,要求厚賞,然后才肯參加平叛,主將一時沒有答應,定州兵紛紛抱怨待遇太低幾乎引發一場騷亂。韓琦當時剛剛知真定府,他聽說這件事后,認為應當對定州兵進行大力整頓,否則,這樣下去,勢必會引起叛亂的。韓琦來定州任職,面對這支十分驕橫的軍隊,他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治軍方法。他首先重申軍法,清洗軍中的害群之馬,一旦發現橫行軍中、不服管教的士兵,立命部下將其捆綁,斬首于軍門之外。定州兵發現新來的這位韓琦大人治軍如此威嚴,再也不敢像過去那樣不遵軍法為所欲為了。嚴明軍紀的同時,韓琦對作戰犧牲將士的家屬進行撫慰,給他們送去錢財,撫養他們的孤兒,這樣就解決了士兵的后顧之憂,使他們不再擔心自己一旦戰死妻兒父母將如何生存的問題。

韓琦還仿照古代兵法,創制方、園、銳三種陣法。讓部將根據陣法日夜訓練定州士兵。不多久,定州兵訓練有素,戰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為河北諸州軍隊的佼佼者。在韓琦的治理下,定州兵由一支不服管制的亂軍變成了一支軍紀嚴明,人馬精勁的主力部隊。

違法亂紀的驕兵一到韓琦手中就能調教得中規中矩。一次,京師調發禁軍龍猛卒幾百人戍守保州(今河北保定)。這些士兵在京師養尊處優,游手好閑,在前去保州的路上丑態百出,為害百姓。有的士兵偷盜百姓的衣服鞋襪,有些士兵吃飯不給主人飯錢。這些龍猛卒途中的所作所為傳到了韓琦耳朵里,韓琦認為保州地處邊境,過去就發生過士兵叛亂的事情,如今怎么能再派這樣一支毫無軍紀的驕兵呢?韓琦決心插手此事。這些士兵剛走到定州,韓琦就令人把他們扣留下來。另外挑選幾百名訓練有素的定州士兵代替他們前去戍守保州,韓琦對留下的龍猛卒進行嚴格整頓,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些昔日為害百姓的龍猛卒就嚴守軍紀,無人再敢犯法了。

韓琦練兵嚴格,對不聽教誨者甚至不惜誅殺,這與他關心和愛護士兵并不矛盾。一次韓琦夜晚寫信,讓一個勤務兵手執蠟燭照明,這個侍兵三心二意,眼睛只顧瞧其他東西,不料手中的蠟燭湊到了韓琦的臉前,把韓琦的胡須燃著了,韓琦用衣袖拂了一下胡須,繼續寫信。不一會兒信寫完了,韓琦回頭一瞧,發現執燭之人已經更換,韓琦擔心那個勤務兵會因此而受到官長的鞭打,急忙叫道:“不要把他換掉,他很會持燭的。”韓琦的仁愛讓定州將士十分感動。

北宋邊防駐軍所需糧草是靠募人入中(入中:中國古代解決邊地軍需的一種方式。招募商人運輸糧草,糧草運抵邊地后,由駐軍開付憑證,商人憑證到有關部門換取錢物)進行的。宋仁宗慶歷八年(公元1048)以前采取的是見錢入中,運輸糧草的商人可以直接拿到現錢。慶歷八年(公元1048),改作茶、鹽、香、藥等四種貨物入中。國家按照駐軍所需的糧草,給軍方一定數目的茶、鹽、香、藥的經營憑證。商人運來糧草以后,拿到的只能是一定量的專賣商品的許可權。這就造成了商賈入中利潤減少,許多商人便不再靠入中糧草來營生了。邊地駐軍手中的憑證換不到糧草,越積越多,于是就賤價出售,這些憑證大多被一些富人收購去了,他們把這些憑證轉手之后謀取暴利。發財的是他們,而運往邊地的糧草越來越少,價格越來越高,在定州邊關等地一斗米要價700個銅錢,甚至1000個銅錢。韓琦主張恢復以前的見錢入中辦法,以平抑糧草價格,保障軍需。他先后十幾次上奏朝廷要求恢復見錢入中。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八月,宋仁宗最終同意了韓琦的要求,下詔,定州及沿邊入中糧草恢復見錢之法。

定州與遼國接壤,按照北宋“斬伐令”的規定,沿邊縱深幾十里的山林是不許砍伐的,土地也不許耕種。楊懷敏經營河北屯田時,又奏請朝廷擴大了定州禁地的范圍,規定定州西北的山林都不得樵采砍伐,并督促州縣長官在御河以北加強巡邏,嚴厲處罰違犯“斬伐令”的邊民。邊民失去生活來源,紛紛移居他鄉。韓琦定州到任后,派遣官員巡視禁地,發現禁地山林十分繁茂,縱深足有五六十里遠。在禁地之中不時遇到契丹人在樵采樹木。當時木炭價格很高。韓琦認為,禁地山林不允許邊民采伐,契丹人卻不時偷入邊境采薪燒炭,實在對國家不利,于是上奏朝廷重新劃定禁地范圍并貼出告示明確告知當地百姓劃定的禁地范圍;對于非禁地的山林,百姓可任意采伐,新劃定的禁地比原來的禁地減少600里,使定州的百姓得到了實惠。

韓琦還發現定州境內常有契丹賊人劫掠百姓,而官府對之則聽之任之,不加制止。韓琦對這種情況甚感奇怪,向屬吏打聽得知:最初并不是這樣的,當時如果契丹人一旦越境為盜,地方官員也進行抓捕。但結局往往是上司非但不為這些官員論功,反而怪罪他們惹是生非。時間一長,地方官員對私人入境的契丹人就聽之任之,不加制止了。韓琦得知事情的癥結所在后,以定州路軍事主帥的身份給遼國邊境長官去信,讓他們約束部下不要再偷渡邊境。對于那些連續私渡邊境的契丹人則派兵掩殺。由于韓琦的措施有理有據,宋朝朝廷對韓琦捕殺私入宋境的契丹人也不加干涉。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定州邊境的治安環境為之一新,契丹人再也不敢私入宋境進行活動了。

韓琦在定州任職的幾年,河北屢遭水災旱災,韓琦領導定州軍民奮起自救,努力把災害的損失減少到最少。

公元1050年,定州遭遇大水,朝廷大力賑災。這一年的閏十一月,宋仁宗下詔蠲免定州等地百姓所欠官府的田租,并拿出40萬緡錢、40萬匹絹用于定州等地的賑災。大災之后又是大疫。到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定州等地的災情十分嚴峻:餓殍遍地,流民相望于道。但有些地方的長官的精力不是用在救災上,而是用在應付朝廷檢查上,用美酒佳肴款待前來災區視察的使臣,以博取賑災有方的美名。宋仁宗得知后十分生氣,在四月初三日特地下詔,要求除了犒勞軍校外,禁止災區的一切宴飲活動。與一些地方長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韓琦在定州全身心投入救災工作。對于救災,韓琦具有豐富的經驗,他一方面下令開倉放糧,另一方面募人從其他地區往定州輸運糧食,他還分命官吏到各地開設粥廠,讓流民前往取食。韓琦每日前往各地的粥廠進行巡視。饑餓的流民得知官府設立粥廠的消息后,不再逃往外地,紛紛前往粥廠就食。除了散糧救災以外,韓琦還探索了其他救災措施,他下令招募強壯的流民,讓他們修治城隍等公共工程,這些流民所得的報酬就是救命的糧食。除了每日食用外,還可以得到回家的路糧,這樣參加勞動的流民就可以在災后重返家鄉,重操舊業了。由于韓琦采取的救災措施非常及時有效,使數十萬定州災民得以生存下去。韓琦在定州的救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宋仁宗專門下詔對韓琦進行褒揚。

韓琦不僅在救災這樣人命關天的大事上能夠盡心盡職,保護百姓,在一些不受其他官吏重視的小事上,他也能夠從百姓利益出發。河北安撫司(宋代設立的掌管一路軍政、民政的機構,其長官為安撫使)曾下令邊城,禁止邊民購買米糧運往城外。違禁米糧超過4斗的就要嚴厲處罰。韓琦認為這項命令很不合理,守城的士兵的職責本為保衛城池的安全,哪能每天每日用升和斗來量米呢?況且城外的百姓也是歸順大宋的子民,怎么能嚴禁他們購買城內的米糧呢?于是下令廢除了邊民不得購買米糧運往城外的禁令。

唐縣(宋時屬定州)與遼國接壤處有4個山口,以往官府用貧困百姓200人進行巡守。韓琦認為巡守山口本為士兵的職責,讓貧困百姓進行巡守,一則加重了這些百姓的負擔,二則不能有效的防御敵人,于是派出士兵代替這些百姓巡守山口,讓這些百姓歸農生產。

韓琦在地方任職(先后知揚州、知成德軍、知定州、知并州),以定州時間最長,從宋仁宗慶歷八年(公元1048)到皇祐五年(公元1053),長達6年。由于他事事能夠從百姓利益出發,所以得到了定州百姓愛戴。定州百姓曾到京師敲登聞鼓(登聞鼓:朝堂和各級官署中設置的一種大鼓,用于召集官員和吏屬)祈求朝廷為韓琦建立生祠。朝廷沒有同意定州百姓的要求,但定州百姓在韓琦去世后,為韓琦建立廟宇,對其進行懷念。

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韓琦由定州調任并州(今山西太原),定州百姓不希望韓琦離開,紛紛勸阻韓琦,韓琦見走脫不開,就勸百姓回去,說自己是不會離開定州的。百姓回去之后,當天夜里,韓琦指揮家人偷偷繞道離開定州,第二天,百姓們再來看望韓琦時,發現韓琦大人已不辭而別了。百姓們傷心極了,紛紛奔走相告追送韓琦。可是韓琦已經走遠了,百姓們哪能追得上呢。定州百姓十分后悔輕信了韓琦的話,沒有挽留住韓大人。百姓們想起韓琦給定州百姓帶來的種種好處,越發懷念韓琦。

韓琦在定州任職的幾年,韓琦、富弼、范仲淹等慶歷舊臣又逐漸獲得宋仁宗的信任。朝中的一些正直官員也多次在宋仁宗皇帝面前贊許他們的高貴品質,宋仁宗也感到他們是一心為國的忠臣,對他們也多次準恩加職。

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二月,宋仁宗詔問群臣,天下人才哪些人適合位居朝中輔助君主;哪些人適合出鎮地方,造福一方;哪些人適合領兵打仗,征戰沙場。權三司使葉清臣上奏道,治理國家不患沒有人才,而患不能任用人才。葉清臣對仁宗時期的各臣點評一番,認為富弼最講忠義之道;范仲淹最重國家大局;夏竦對古代的典章制度最為熟悉;鄭戩的議論最能切中時弊;韓琦則一身正氣,重視法度,善于練兵。

宋仁宗對這些以往位于宰執的大臣格外看重,皇祐元年(公元1049)七月,在宰相文彥博的建議下,仁宗對夏竦、鄭戩、富弼、韓琦等十幾位曾經提任宰執的大臣推恩,韓琦被朝廷加封為資政殿大學士。

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朝廷建成明堂(明堂:中國古代的禮制建筑,用于天子祭祀上天或祖宗),大小官僚升職加俸,韓琦被授予禮部侍郎。到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時韓琦在定州已經任職三年了。按照北宋官員出任地方的規定,韓琦也該改任他地了。宋仁宗覺得定州為北方重鎮,需要一位能干之臣鎮撫才行,韓琦無疑是一位恰當的人選。八月朝廷加封韓琦為觀文殿學士,讓韓琦再任定州三年,這反映出仁宗對韓琦的重視。

韓琦在定州深感遺憾的是: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五月,韓琦的老同事范仲淹病逝于徐州途中。朝廷追贈范仲淹為兵部尚書,謚號文正。

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正月二十一日,韓琦官拜武康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由定州調任并州(山西太原)。韓琦的這次調動是并州的李昭亮與走馬承受(宋代官名,每路設一員,隸經略安撫司,無事時每年入奏一次,有邊警時可以隨時上奏)廖浩然之間矛盾激化的結果。李昭亮是宋初名將李繼隆之子,宋太宗明德李皇后的侄兒;李昭亮在判并州時與時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不和。廖浩然憑著自己深得宋仁宗的信任,就向仁宗打小報告,誣陷李昭亮在并州的所為不法。

宋仁宗接到廖浩然的上奏后,為了緩和李昭亮與廖浩然之間的矛盾,決定并州、成德軍(河北阜平)、定州三地的地方長官對調。判并州李昭亮徙判成德軍;知成德軍宋祁改知定州,知定州韓琦改知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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